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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做纯粹的贫困戏剧,我尽量避免艺术和金钱沾上边,虽然这有时也是难免的事情,不过至少到现在只要是我搞的话剧,还没有拉过赞助。”

颜永祺所做的话剧、音乐剧里的音乐全是原创的,他不喜欢用别人的东西,他说要为世人留下点什么。他喜欢一个从无到有的创作过程。所以颜永祺自己写的剧本构思都非常新颖,舞台感也很强,整体来说艺术价值非常高。

“我去年过年没有回去,妈妈还特意打了个电话给我,说全家都到齐了,就缺了我。我听着很难过的,但我今年仍然决定不回去。不是我不想家,是我怕自己心软,回去了就过不来了。”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学成回国,把中国先进的一些理念带回马来西亚,让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没有传统的国家也能排出像《雷雨》这样的大制作。“我要让马来西亚华人找到一种‘根’的感觉。这是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身份的特殊,连服装道具都成问题,但是我现在想亲自去做,去尝试。同样我也希望能把马来西亚多元化的自由创作氛围带给中国,让中国的戏剧舞台更活跃更有生气。”

 

采访/本刊实习记者  居妍

 

颜永祺说他喜欢和观众挑战,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曾经导演过一个话剧名叫《420》,8位演员会轮流上下场。化妆师就在台下,一名演员演完后,就会走到台下叫化妆师当场给他补妆。他就要观众知道他们在舞台上演戏,他们不是真实的。

可是在中国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比如说《雷雨》,一下子就把舞台框住了,30年前和30年后,一种宿命论。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都相信那是真的,是存在过的。特别是当鲁侍萍大喊一声:“这是命,是命叫我来找你”的时候,观众更是深信不疑。

在马来西亚做话剧要比在中国细腻。往往在售票处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工作人员会根据戏的内容,穿上不同的装束,有时甚至会浑身上下涂满白色颜料,假装雕塑;舞美还会从售票处开始造一条弯弯曲曲的通道,观众从又细又长的通道中走进去,直通到舞台上。演员就和他们站在一起,直到一束灯光照在演员身上,接着观众席亮灯,观众再下台坐回座位;导演有时还会细腻到使用味觉,演员在台上打开一个盒子,导演就会让工作人员同时在剧场放香熏,让观众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总之在马来西亚,剧场是非常新鲜好奇的。今天要演3个戏,但是会有6个戏可供选择,到底演什么不是导演说了算,也不是剧场负责任作主,最终决策权掌握在观众手里,观众想要看哪个戏就投票,最后得票数最高的3个戏就在今晚演出。

 “我喜欢在中国学戏剧,但是更喜欢在马来西亚看戏。”颜永祺说中国和马来西亚最大的不同,是观众。在中国观众就是纯粹的观众,静静地坐在台下看着舞台上发生的一切,散场落幕之后鼓鼓掌。但在马来西亚观众就是一名参与者,在台下的观众永远都不知道导演会对自己做什么事情,会很紧张。“在这方面我更倾向于马来西亚,就像草原和沙漠之间不应该有绝对的界限。”

一出戏中,老公叫老婆去做饭,老婆自言自语地埋怨,突然间她就拿起一个很大的香料往观众席上砸过去,因为是无实物话剧,观众肯定反应不过来,演员就一个人在台上说道:“唉,你们为什么不接住,害我浪费了一个香料,再来一次……”于是当演员再次抛出香料的时候整场观众就都作出去接的样子,观众一起配合了。

中场休息结束,不是像中国那样幕拉开,背景全部换好,演员从后台出来。在马来西亚导演和演员会做更大的尝试。演员通常会和观众一起进场,进去的过程中还会和观众开玩笑,演员常常会把观众带到舞台上去,还会和观众说着剧中的台词:亲爱的,你刚刚怎么不理我呢?如果看到他(她)身边有位异性的话,演员就会不好意思地笑笑:“啊,我说错话了,你看,他(她)要吃醋了……”正说着舞台上电话铃声响起,演员在台下说:“啊,有人来找我了,我要走了。”于是上台,戏开始。

马来西亚的演出形式多种多样,敢于尝试。颜永祺自编自导的《420》,讲的是一个杀人案件,8个人都有可能是凶手,颜永祺要在临演出前才把一张纸条交到一位演员手中,上面写着:今天你是凶手。接到凶手命令的演员就会在台上自由发挥,其它人配合着。明天演出时颜永祺再把神秘纸条交到另一位演员手中。所以对于观众来说,观看这样的演出永远都充满新意。

颜永祺很喜欢一个单人剧,内容讲的是一个变性人从男孩变成了女孩,她和一个男人轰轰烈烈的相爱,但是当那个男人知道她是变性人之后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之后她灰心之至又变回了男儿身。那个话剧从舞美上就做足了功夫,舞台上绕有一圈篱笆,篱笆上全是高跟鞋,还有内衣等象征女性的一切事物。舞台上就只有一个演员,演出过程中,她还会下台,非常真实地冲着观众说台词:“谁说我不是女人,我有着女人所有的一切,你们要相信我就是个女人……”说着说着她还会叫观众去感受她,抚摩她,甚至去摸她的胸部。

“我觉得在中国话剧不像是艺术,硬邦邦的就像是电影。观众只有看的份,没有参与的份。导演偶尔想要缩短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也不能算做的很成功。印象很深的是话剧《瞎子和瘸子》,一位演员手中托着盘子下台来问观众要钱,有些观众爱理不理,有些观众就给了些硬币。演员走到台上把硬币散落一地,说:“这些太少了,我要你们拿出你们最贵重的物品!”演员再次走下台向观众索取。当他走到颜永祺身边的时候,颜永祺把他的一只鞋子脱了下来,放进盘子里,这个动作引得全场哗然,甚至连演员自己都愣住了,在那一瞬间没做一点反应,还把鞋子还给了颜永祺。事后颜永祺说:“我觉得这事非常正常,因为我浑身上下最贵重就是这双鞋子了。那位演员让我失望。”

和颜永祺一起去看戏的朋友,都不敢和他靠的太近,因为指不定他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演员在台上冲着观众喊:“好不好……对不对?”底下的观众都不会做什么回应,那个时候只有颜永祺在台下像个疯子似的大喊:“好……对……”开始颜永祺的朋友会把手放在额头上遮住脸,轻声对他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别人都在看着我们呢!”后来索性对他说:“唉,别说我认识你啊!”

 

采访/本刊实习记者  居妍

颜永祺来北京之后,非常的不适应环境。在马来西亚一身短打就能穿一辈子。可是北京完全不同,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冬天的寒冷。连忙添上了大衣和羽绒衣。他还神奇地看到了去年北京的第一场雪,也是他今生看到的第一次。

当然除了环境之外,各方面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最简单来说,他以前写的话剧到了中国后都要大量修改,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台词:“她的丈夫在修理水喉”,老师说他的用词不准确,一定要把水喉改成水龙头,不然观众不明白。他的台词中还经常会出现一些语气助词,“不是这样的啦”、“好不好嘛”等等,这些在马来西亚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到了中国就都得砍掉。

前段时间他排了一个小品《戏中戏》,参加首都留学生新年联欢晚会。他选的三个演员分别是爱尔吉利亚、韩国和日本人。在天桥小剧场演出的《天生》也是一个韩国人、一个日本人。颜永祺的中文很好,但是她们的不行,所以交流起来非常困难,排练的进度也很慢。他非常不喜欢自己演给演员看,但是交流出现问题后,有很多次只能自己演,叫演员去模仿。很多人戏称他是比演员演的还好的导演。不过他说现在他不怕了,因为有好心人把他的《天生》翻译成了韩语版和日语版。

颜永祺说他也曾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到底适不适合来北京发展?马来西亚他在戏剧界可以称王了,可是在中国他可能连个普通人都不如。想了很久,答案是肯定的。“在选择戏剧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自讨苦吃的准备,如果还想着要吃饱穿暖的话,那就肯定做不了戏剧,我觉得只要能学到东西就什么都值得了。”我问颜永祺怎样才能学到东西,他说:“把每天都当作是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采访/本刊实习记者  居妍

在大学期间,颜永祺毛遂自荐参加了音乐剧《释迦牟尼佛传》的演出,首演在马来西亚BUKIT JALIL体育馆,后来又去了新加坡和南非做了巡回演出,历时四年时间。这是他戏剧生涯的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觉得做戏剧真是太快乐了,是任何事情都比不上的。

接着他又独立执导了音乐剧《三世》,那是一次宏大的演出,他手下的演员就有60多位,工作人员更是多达200位。

颜永祺这位非戏剧专业的出身的年轻导演终于在马来西亚站稳了脚跟。可那时他思考的已经不再是怎样与同行之间竞争,他想的是另一个更高的层面。

“在马来西亚做中文话剧是很困难的,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没人理解我们更没人帮助我们,有种平地而起的感觉,空空的不踏实。甚至有很多演员和导演都想过要放弃。我自知自己不会,所以也希望他们不会。我爱戏剧,我想要把戏剧做好,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只是出于一种冲动,我之前的理论知识完全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有些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疑问根本没法解决。于是我就想一定要去中国,去艺术类院校的最高学府中央戏剧学院去系统的学习一下戏剧。我还有一种责任感,我要让国人知道,在马来西亚还有我们一群人在执着的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也要让马来西亚华人知道我们搞话剧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有强有力的后盾——中国。”

在产生这种想法之后,颜永祺就寝食难安了,他天天朝思暮想地要来中国。可是他没有钱,又不能和父母商量。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他知道可以通过HSK汉语水平考试,如果获得优秀生奖学金的话,那么一切都不在话下。但是来中国深造的名额只有一位,竞争非常激烈。而那一年申请到那笔奖学金的就是颜永祺。

得到奖学金后颜永祺立刻结束了一切他在吉隆坡的事情,甚至变卖了他所有值钱的东西,拎着一个箱子就回了马六甲。他告诉父母,自己拿到奖学金要去中国读书了,并且机票都买好了。父母愣住了,所有的人都反对。一些人说他这样的年纪应该结婚生孩子。还有些人说中国不好,犯罪率特别高等等。直到父母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妈妈还对他说:“不如我们回家吧,别去中国了。”可这次颜永祺没有给任何人反对的余地,他决心为了自己的理想斩断一切琐事。

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4岁的颜永祺在学校中秋晚会上演出《水淹金山寺》,这是他第一次与戏剧触电,从那次以后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自编自导的小品连连在马六甲州摘魁,获得最佳男主角,最佳编剧等等奖项。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学艺术,能够排个小品在舞台上演出。可是爸妈总觉得艺术不正经,当兴趣玩玩还可以,但要一辈子做这个行当,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那时年纪尚小的颜永祺不敢和爸妈当面反抗,只能变向地默默抵抗。他说马来西亚的高中只有两年,要考大学的话得先考一个大学先修班,如果考不上那个先修班的话,那大学就别想上了,他就能理直气壮的学艺术了,于是他报考了当时最难的专业:生物医学。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被录取了。父母当然是很高兴,可是对于颜永祺来说,简直就像是场恶梦。马来亚大学在吉隆坡,离父母远了,行动也方便了。颜永祺大一整整一年时间都花在看戏上,学习导演和编剧的创作过程。只要被他知道哪里有戏看,他就准会出现在现场。为了不影响专业,他趁假期就拼命修学分,所以颜永祺在大学期间从没有过休息。值得欣慰的是,他两头都做的很好,他顺利拿到了马来亚大学的学士学位,还在大学里创立了大学剧社“新客馆”。取名“新客馆”意为欢迎所有热爱戏剧的客人。

采访/本刊实习记者 居妍